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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卡尔宾斯基所著《苏联宪法通论》一书共 14 章，其前面几章分别是国家与法律的历史、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特点、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与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等，后半部分才依照宪法规定的顺序，阐述了苏联的国家政权机关与管理机关的职能、苏维埃法院与检察机关的活动、苏维埃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苏维埃的选举制度等内容。

我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六项规定：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者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提起行政复议。在此意义上，共识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巧合，是一种短暂的无规律的舆论巧合。

一个真正优良的法律，必然是在一个冲突的社会中兼顾各方利益、平衡各方意志的法律制度，它能够找到不同利益均衡和和谐共处的最佳结合点，构建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同存、共荣、共发展的合作关系。第二，某些法律规范彼此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导致法律实施陷入困境。因为如果可以通过原则而制造一个例外，这时就要求对这种例外负担论证义务，这就如要偏离判决先例一般。  三、迈向可接受性：策略和基础 我们相信并盼望中国的行政法治迈入可接受性的新时代，可是如何才能迈进这个时代呢？首先，我们要从系统工程的角度规划实施的策略，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方案进行必要的调整。真正活法，必然是法律的制定环节和法律的实施环节可以获得有效衔接的法。

人们所以苦苦进行博弈，根本不是为了获得一些所谓的消极权利（据说是最基本的人权），而是为了形成更好的制度，这个制度能够保护那些使人们获得最大利益的所有合作关系，而合作关系是安全、幸福等等各种最大利益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充分条件。[10]参见《放宽社团登记改革，广东谱新篇》，载于《中国经济导报》2011 年12 月17 日号。在德国，行政承诺的启动方式是两种并行的。

在成本和收益之间，成本大于收益。[26]日后，在报关中，海关决定对该批货物征收60%的关税，这是行政征收。依申请固然有慎重、安定等优势，但是如果一味强求依申请，排斥依职权的方式，那么行政的灵活性、活力就会缩减。许诺给行政相对人提示下一步的处理，这种处理具有临时性。

第二种倾向是对行政承诺型式化中的某些内容进行研究，[9]如行政承诺的性质、表现形式等。[27]庄国荣：《行政法》，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554页。

不过，林教授在此提出的型式化的内容并不明确。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承诺是行政机关嗣后作为或不作为受拘束的意思表示，是高权性自我课予义务。出于以上原因，德国行政法学不断尝试将未型式化行政行为加以类型化、规范化，使行政权力对行为形式自由选择的负面效果降到最低程度。因此，行政承诺这四种效力都是具备的，只不过执行力的时间相对常见的行政行为滞后。

走向过宽型式化的反面是过窄，出现自闭的情况，甚至将型式化等同于某些或某种行为的个别化。但是，如果有表示自己意志的机会，那么应该说仍有承诺的可能。（六）救济途径 对行政承诺存在的问题不服，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寻求救济。这时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感知其处理内容的存在了。

后一类案件的影响虽然远不如前者，但原告涉案引资的巨大数额（分别为3.9千万和1.5千万）至少从一个侧面证明承诺对社会的激励作用。[14]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57页。

显然，设想该镇如果同时发生几起这样的案件——当时治安不好完全可能，派出所为此赔偿一切直接财产损失，以该派出所的财力很有可能让其破产或不能运转。当然，以下的反向列举并未穷尽所有的非行政承诺形式。

[6]参见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2006]东行初字第00047号行政判决书。（二）抽象行政行为 承诺作为一种行政处分，自然和个案联系在一起。该决定于11月21日发生外部效力，商店可以寻求救济。其二是《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法发［2009］54号），要求依法积极受理行政给付、行政监管、行政允诺、行政不作为等新类型案件。事例二：德国对公务员待遇的承诺 《德国联邦公务员法》第183条规定，公务员只能取得依俸给法所规定的俸额和法律规定程度的生活照顾。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无法达成共识，弱化了行政承诺的作用。

王青斌、陶杨：《行政承诺制度研究》，《行政法论丛》（第10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如果非要勉强说上级机关对投资人作了间接承诺，考察其法律性质可得知应属观念通知，而非行政处分的行政承诺。

[3]赖恒盈：《行政法律关系论之研究——行政法学方法论评析》，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系2002年博士论文，第43页、第47页。[19]日本称其为确约，乙部哲郎认为行政承诺是行政单方约定将来其行为或不行为，所为课予自我义务之言行。

在反思何为承诺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感觉这真是一个让人迷惑的事物。基于法概念操作技术的方便性，行政行为形式理论选定行政机关各种活动中某一特定时点的行为，作为审查对象（基本单元），以达成对行政活动进行适法性控制的目的。

承诺的性质究竟为何？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我国目前的法制和实务状况下，并行口头与书面两种形式，且多以口头为主。有的承诺并无新的实质内涵，有的承诺无法兑现，有的承诺出台之初就是违法行为。其高度发展的主要成果表现为教科书和相关法典中行政处分、行政契约、行政计划等行为形式相关理论及规律，是成为行政法学或法典体系的核心内容。

型式化的目的在于经由将各种基本单元予以类型化、型式化、制度化，以产生法治国家的规律。当然包括内部讨论、呈报等内部程序。

[4] 1.承诺行为的影响 在行政实务中行政主体的承诺常常出现在承诺奖励的领域，尤以涉及协助刑事案件的侦破和协助招商引资两类案件居多。前者涵括狭义的和可撤销的承诺，后者仅指重大和明显的越权无效的承诺。

[23]同前注[19]，李介民文，第214-215页。目前，我国相关的制度有限，大多出现在各地的规范性文件中，相关法典（如复议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强制法等）中并无有关行政承诺的法条，而且行政承诺与久酿不出的行政程序法极有可能失之交臂。

[29]陈传宗：《论行政法上之承诺》，《宪政时代》1991年第1期。如果比较约定中双方的责任，投资方责任较轻或几乎没有，那么属于行政承诺的可能性就较大。（2）2011年12月1日，武汉市雄楚大街关山中学旁的建设银行网点爆炸案发生后，武汉警方于4日公布嫌疑人照片，并悬赏10万元征集线索。[34] 事例二：提出四个更加 2010年3月5日上午，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四个更加：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行政的法律化使国家行为可以确定，个人对此可以预见，法院可以审查。另一种观点认为，许诺没有包含处理行为，而只是答应实施处理行为。

两者的差别在于，承诺行为基于不明确的事实或法律状态，行政机关给予的承诺是对将来决定内容事先给出明确结果。而在我国则认为不是外部行为，因此，该内部承诺不是行政承诺。

[6]其中，前一类是具有全国影响的案件，案发后对行政奖励的承诺随着案件的余波未平对整个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四）事实信息的提供（告知） 政府信息公开法律规范中的信息提供，一般来说属于告知的行为。